谯周话音刚落，一直沉默旁听的李严，也慢悠悠地出列，接口道：“谯大夫所言，老成谋国。凌尚书精于工巧，心思奇巧，能于细微处见利，自是国之干才，陛下与丞相慧眼识珠。然……”他话锋一转，语气平淡，却字字诛心，“北伐大业，乃举国之力，关乎社稷存亡。其中千头万绪，粮秣转运、士卒征发、将帅用命、天时地利，乃至朝野同心，缺一不可。此非一二奇技巧术，便可定鼎乾坤。凌尚书之心或可嘉，然亦需明了，国之大政，非匠作坊中之术可囊括。若寄望过深，恐有偏颇之虞。”

他将凌熠的贡献，轻描淡写地限定在“匠作坊中之术”，暗示其格局小，作用有限，不足以影响北伐大局，甚至暗指若过于重视凌熠，可能导致国策“偏颇”。

这比谯周的“本末论”更具体，更贴近权力斗争的实际，直指凌熠新晋高位可能引发的资源争夺与决策影响。

两发冷箭，一高一低，一虚一实，配合默契，直指凌熠及其所代表的“技术路线”的核心软肋。

朝堂之上，气氛骤然微妙。许多目光在谯周、李严、凌熠、以及端坐不语的诸葛亮之间逡巡。

凌熠面色不变，心中却凛然。

攻击升级了。从对他个人的诋毁，转向对他所持理念和方法论的贬低与限制。

这斗争，已进入更深的层次。

就在刘禅有些不知所措，看向诸葛亮时，诸葛亮终于缓缓开口。

他羽扇未动，目光平静地扫过谯周与李严，声音不高，却带着定鼎乾坤的从容：

“谯大夫所言‘德为根本’，自是正理。无德无以立国，无仁无以服众。然，本固需枝荣，未有根本壮而枝叶凋者。工巧之术，利民强兵，亦是‘仁政’之施，‘德化’之辅。百姓丰衣足食，士卒甲坚兵利，方能使德化有所依托，仁义得以施行。二者相辅相成，何来本末倒置之说？”

他略一停顿，转向李严，语气依旧平和：“李车骑所言北伐乃举国之事，亦是实情。庙算决策，自当统筹全局，非一技可决。然，”他目光扫向凌熠，“多一利器，总非坏事。工械改良，省时省力，亦是增益国力，节省民脂。凌郎中所奏‘尺寸划一’之法，看似细微，实则是强军之实措，与粮秣、将帅、天时，并无冲突，反是助力。诸位以为然否？”

一番话，既肯定了“德”的根本地位，又为“器”正了名，将其纳入“仁政德化”的实践范畴。对李严的质疑，则以“无害有益”轻轻带过，并再次强调凌熠建议的“务实”与“补益”性质。逻辑严密，滴水不漏，既保护了凌熠，又未过度刺激反对者，将一场可能的激烈交锋，化为理念上的温和辨析。

谯周与李严闻言，知道今日已难再进一步，皆默然不语，算是默认了诸葛亮的“定调”。

刘禅见丞相发话，诸臣无言，松了口气，连忙道：“相父所言极是！德要讲，器也要利！凌卿之法甚好，着将作监与兵部详议施行！退朝！”

朝会散去。

凌熠随着人流走出大殿，炽热的阳光还有些刺眼。

他心中并无多少胜利的喜悦，只有一种更深沉的明悟与警惕。

政治斗争，从未停歇，只是换上了更精致、更致命的面具。

而他所选择的这条“格物致用”之路，注定将在“本末”、“体用”、“大道小术”的永恒辩论中，艰难前行。

所幸，前方有那棵大树，依旧为他遮风挡雨，指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