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十一年，深秋。成都皇宫，德阳殿。
今日并非大朝，但气氛之肃穆，尤胜往常。
御座之上，年轻的天子刘禅正襟危坐，略显稚嫩的脸上带着惯有的、对相父的恭敬与依赖。
丹陛之下，丞相诸葛亮身着绛紫朝服，头戴七梁进贤冠，手持玉圭，立于文官班首。虽面有倦色，身形比往日更见清减，但那双眼睛，依旧清澈深邃，顾盼之间，自有慑人威仪。
凌熠作为“格物监”主官，特许立于九卿之后，位置颇为醒目。
他能感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目光：有关切，有好奇，有审视，也有不易察觉的冷意。
他知道，今日之会，虽名为商讨“劝农兴学、实政安民”诸策，但真正的焦点，或许就在自己身上，在那场看似平息、实则暗流未止的“道器”之争上。
果然，在几项常规议题议毕后，太常谯周出列了。
这位宿儒今日穿戴得格外庄重，手持笏板，声音洪亮，引经据典，从《礼记·大学》的“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说起，大谈为政之道，首在修德明礼，教化人心。继而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沉痛：
“然则，近闻朝野有风，重奇技，炫巧工，以器用之末，凌德行之本。匠作之事，固不可废，然若本末倒置，使民知利而不知义，务巧而忘朴，长此以往，人心不古，礼崩乐坏，岂非舍本逐末，动摇国本乎？臣每思之，忧心如捣。还望陛下、丞相明鉴，崇本抑末，使天下知所向背。”
一番话，依旧是老调重弹，但站在道德高地上，引经据典，冠冕堂皇。不少持重老臣闻言，微微颔首，显然认同其“重德轻利”的核心观点。
谯周话音刚落，李严亦出列，声音平稳，却字字清晰：“谯大夫所言，乃老成谋国之道。然，国事艰难，北伐在即，军械粮秣，皆为实务。严非迂腐之辈，深知利器之要。然，器用之研，亦当有所节制，分其缓急。若一味求新求奇，靡费国帑于一时难见之功，恐非善政。且权宜之职，若权柄过盛，非朝廷之福，亦非人臣之幸也。”
他没有直接点凌熠之名，但“靡费国帑”、“权柄过盛”的指向，结合其度支尚书身份，分量比谯周的空泛指责更重。不少官员的目光，悄悄在凌熠和诸葛亮之间逡巡。
蒋琬、费祎眉头微蹙，但并未立刻出言。他们想看看凌熠如何应对，更想看看丞相的态度。
一时间，殿中气氛微凝。刘禅有些不安地挪动了一下身子，看向诸葛亮。
凌熠心中平静。类似的攻讦，他早已料到。他正欲出列陈词，却见前方的诸葛亮轻轻抬了抬手，示意他稍安。凌熠会意，垂手肃立。
只见诸葛亮缓缓转过身，面向谯周与李严，神色平和，并无怒色，反而带着一丝淡淡的、仿佛探讨学问般的从容。他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殿中每个人耳中：
“谯大夫引《大学》，言‘德本财末’，诚为至理。然，《周礼·考工记》有云：‘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工之事，乃圣人制器尚象，以利天下也。敢问谯大夫，昔周公制礼作乐，孔子赞曰‘郁郁乎文哉’。礼之玉帛钟鼓，乐之钟磬琴瑟，非‘器’乎？若无此等礼乐之器，周公之德、孔子之道，何以载之？何以彰之？何以化民成俗？”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殿中众臣，继续道，声音渐转清朗：
“故，依亮之见，道与器，非截然对立，实乃体用相生，本末相济。无道之器，是为凶器，徒增祸乱，如暴秦苛法，强兵利甲而失民心，终至速亡。然，无器之道，是为空谈，犹如无舟欲渡江河，无犁欲垦荒地，纵有仁心妙理，亦难施于实用，泽被苍生。”
他上前一步，语气中带上了沉痛的历史感：“我汉室之衰，乃至桓、灵以来，天下崩析，其弊何在？非独因奸佞当道，亦因士大夫清谈道德而不知农桑稼穑，将帅空言忠义而不修甲兵阵战。坐而论道者众，起而行之者寡；务虚名者得利，做实绩者见弃。此正‘道’、‘器’割裂，本末失衡之祸也！”
此言一出，如暮鼓晨钟，震得殿中不少人神色凛然。诸葛亮以史为鉴，将“道器割裂”直接与汉室衰亡挂钩，其立意之高，视野之广，顿时将谯周局限于个人修养的“德本财末”论比了下去。
不待谯周反驳，诸葛亮面向御座，拱手朗声道：“陛下，今汉室倾危，偏安一隅，强敌环伺。欲图中兴，非仅靠德行教化可成，亦需富国强兵之实。‘格物致知’，明事物之理，制利民之器，此正合《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之本意。凌熠所领‘格物监’，自设立以来，修栈道以利交通，强军械以壮行伍，察地火以安民心，验水文以定边衅，桩桩件件，皆有实绩惠民利国，此非‘道’寓于‘器’、‘器’以载‘道’之明证乎？”
他转身，目光如电，扫过谯周、李严，以及殿中诸臣，声音陡然提高，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
“故，为匡正时弊，以实学兴邦，臣亮，恳请陛下明诏天下——”
殿中一片寂静，落针可闻。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等待丞相的决断。
诸葛亮一字一句，清晰无比地宣告：
“擢升将作大匠、领‘格物监’事、尚书凌熠，为‘将作大匠’，开府仪同三司，总领工巧、格物、百工诸事，其议同九卿！自即日起，‘格物致知，实学兴邦’，定为国策！天下有司，当以此为念，重实学，奖发明，凡有益于国计民生之巧思实技，当予褒扬擢用，不得以‘奇技淫巧’轻鄙阻挠！钦此！”
“开府仪同三司”！这意味着凌熠正式跻身最高决策圈层，拥有了独立开府、自辟僚属的重大权力，其地位与影响力，已非寻常九卿可比！“定为国策”！这意味着“格物”之学，不再仅仅是凌熠个人的研究或一个部门的尝试，而是被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获得了法理上的最高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