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驿馆的时候，后半夜的露气已经把两人的衣服浸得透凉。

守在门口的锦衣卫看见陆淮左臂的绷带渗出来的血把整条袖子都染红了，吓得立刻要去叫军医，却被陆淮抬手拦住了。他摆了摆手，示意所有人都守在院子外面，别让人进来打扰，自己扶着墙慢慢走进内室，刚跨过门槛，就疼得闷哼了一声。

刀刃划开的口子被江水泡了一路，边缘已经泛了白，沾着的泥沙混在伤口里，稍微一动就钻心的疼。沈砚没说话，转身从药箱里翻出烈酒、干净的棉布和金疮药，把油灯挑得更亮，往桌边的木凳上指了指：“坐下，把衣服脱了。”

陆淮挑了挑眉，没跟他争，依言坐下，右手解开衣襟的盘扣，把沾着血的左袖慢慢褪下来。

当他把整个上衣都脱掉的时候，沈砚手里的酒碗猛地顿在了半空。

陆淮的身上根本不止胳膊上这一道新伤。后肩靠近心口的位置，嵌着一道深深的箭伤疤痕，足足有三寸多长，边缘翻卷着，一看就是当年箭簇没拔干净，硬生生在肉里长好留下的旧疤。腰侧还有一道长长的刀伤，从肋骨一直延伸到后腰，深到能看见当年差一点就划开了脏器的痕迹，胸口、小臂上，横七竖八全是大大小小的旧疤，没有一处好地方。

沈砚的指尖悬在那道箭伤上，半天没落下。他之前只当陆淮是京城来的御史，会武功、敢拼命，却从来没想过，这个人身上居然有这么多死里逃生留下的印记。

“这箭伤，是怎么来的？”沈砚的声音放得很轻，烈酒的酒气在空气里慢慢散开。

陆淮低头扫了一眼后肩的旧疤，指尖轻轻蹭了蹭，像是想起了很多年前的风沙。他没打算瞒沈砚，往椅背上靠了靠，声音里带着点西北边塞独有的粗粝感：“嘉靖三十四年，我在甘肃当粮秣官，正好赶上鞑靼人围城。城里的边军守了整整三个月，朝廷答应拨的粮草，从通州走漕运往西北送，送了整整两个月都没到。”

他顿了顿，端过沈砚手里的烈酒，仰头喝了一大口，酒液划过喉咙，烧得人胸口发疼。

“我带着人去城外的粮道接粮，等了三天三夜，只等到几辆空粮车。押粮的差役跟我说，漕粮在淮安就被人‘耗损’了，根本没运到通州。城里的士兵饿到什么地步？战马杀完了，就啃树皮，树皮啃光了，就把旧牛皮甲煮成汤喝。最后城被攻破的时候，我身边的三百个运粮兵，连拿刀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鞑靼人的箭直接冲着我心□□过来，是我的亲兵扑过来替我挡了一下，箭擦着他的后背，扎在了我的肩头上。”

陆淮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可沈砚能看见他握着酒碗的手，指节已经绷得泛白。

“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带着剩下的十几个伤兵，走了半个月才回到京城。我去户部查账，才发现那批本该运去西北的军粮，有二十万石，直接被人从淮安走海路运去了严家的私庄。我当时写了状子递去都察院，结果第二天就被人安了个‘谎报军情’的罪名，贬去了最偏的驿站当差，连之前战死的三百个兄弟，连个抚恤都没捞到。”

他转头看向沈砚，眼底的光在油灯下亮得惊人：“后来陛下私下召我进宫，问我敢不敢来淮安查漕运的亏空，我当场就接了旨。我等这一天，等了整整三年。我不是为了当什么清官，我是想给那些饿死在西北黄沙里的兄弟，讨一个公道。我想让以后守边的士兵，再也不会因为吃不上粮，拿着刀站不起来。”

沈砚拿着棉布的手，轻轻抖了一下。他之前只知道陆淮是个敢跟严党硬刚的钦差，却从来不知道，他来淮安查这桩案子，背后藏着这么重的一条人命。

他沉默了片刻，伸手沾了烈酒，轻轻往陆淮胳膊的伤口上擦。烈酒渗进伤口里，陆淮疼得肌肉猛地绷紧，却连哼都没哼一声。沈砚的动作放得极轻，像是怕碰疼了他那些藏在旧疤里的往事，一边擦，一边低声开口，第一次把藏在心里很多年的事，说了出来。

“我爹，当年是清江浦的河工。”沈砚的声音很轻，落在安静的屋子里，像一片落在水面的叶子，“嘉靖三十五年，朝廷拨了二十万石粮修河道，王崇贪了十二万石，剩下的粮全发了霉。我爹他们在工地上干了三个月，天天吃发霉的粮，最后染上了瘟疫。河工棚里死了三百多个人，王崇怕事情闹大，直接派人把河工棚封了，一把火烧成了平地。我那天刚好去城里给我爹抓药，才躲过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