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后初晴的京城，晨雾还没散透，沈砚就把昨夜整理好的仓吏名录铺在了桌上。名录上一共十七个名字，全是嘉靖三十年前后在京通粮仓当差的老人，如今大多早已被严党找由头罢了官，散在京城周边的村落里隐居。

陆淮把锦衣卫的腰牌往怀里一塞，指尖点在名录最末尾的名字上——陈老仓，今年七十二岁，在通州的西仓当了四十年差，当年第一次漕粮大额亏空案发时，他就是亲手点验入库的人。这人是所有活口里面，唯一一个至今没被严党找到、也没被收买的关键人证。

两人换了身普通商人的粗布棉袍，没带任何随从，天刚亮就出了城，往通州边上的陈家村赶。路上积雪还没化，马车碾在泥雪混合的土路上，颠得人骨头疼，走了整整三个时辰，才摸到陈老仓的小院门口。

院门是用荆条编的，推开门的时候，老人正蹲在院子里晒粮，看见两个陌生人进来，手里的木锨瞬间就攥紧了，转身就要往屋里躲。沈砚连忙上前一步，把自己从淮安带来的半袋淮安香米放在石桌上，声音放得极轻：“老丈，我们不是严党派来的人，是从淮安来的，想问问你当年通州西仓，那笔二十万石漕粮的事。”

陈老仓的动作顿住了，盯着那袋印着淮安漕运司戳记的米袋，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他把两人让进屋里，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用油布裹得严严实实的木匣子，打开的时候，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摞泛黄的手记账，每一页都用毛笔写得工工整整，哪一天哪一艘船运了多少粮，哪一天粮商来拉走了多少石，谁签的字，谁盖的印，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

“我藏了整整八年。”老人的声音抖得厉害，“当年他们把二十万石官粮偷偷卖给京城的八大粮商，把亏空算在运军头上，活活逼死了三个运军把头。我不肯签字，他们就打我板子，把我赶出粮仓，还到处派人追杀我。我把这些账藏在地下，就等着有一天，能有人敢站出来，把这件事说清楚。”

沈砚翻着那些手记账，指尖都在发烫。这些账册和他们在淮安找到的证据刚好能严丝合缝对上，从淮安出海运到天津的私粮，再从天津转运到通州粮仓，最后通过八大粮商卖到京城的粮铺里，整条完整的贪腐链条，终于在这一刻彻底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