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验证。”凌熠答得毫不犹豫，“模型基于有限数据与合理假设，其效需实地检验。熠建议：择三至五处田亩，分两组，一组循旧法，一组依模型建议调整时序。以三年为期，全程记录所有数据——降水、气温、用工、收成，乃至农人疾苦。三年后，数据说话。”

“若成，可推而广之？”

“可，但需调整。”凌熠指向图中几处参数，“模型之髓，不在定法，在‘因时因地制宜’。何处多雨，便调耐涝作物比重；何处地瘠，便增绿肥轮作。官府要做的，非强令农人种某物，而是提供此模型，并训乡吏，使其能据本地实情，动态调适。”

“动态调适……”诸葛亮重复这四字，眼中光芒渐深，“此‘模型’之道，可推及其他否？”

凌熠抬头，迎上那道目光。

“天地万物，凡有规律可循，凡有数据可集，皆可尝试建模以窥其律。”他声音清朗，字字清晰，“小至一器一物之制造，大至粮草转运、城池攻防、疫病防治——只要能量化其要素，观测其互动，便可建模型以模拟、以优化、以预判。”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道：“此非巫祝，非臆断。是格物致知，是循理而行。”

厅中落针可闻。

杨仪屏住呼吸。他感到后背衣衫已被冷汗浸透。凌熠这番话，已不止于“农策”，这是在阐述一套全新的、足以颠覆千年认知的“方法论”。

诸葛亮沉默了。

他重新坐回主位，闭上眼，指尖在案沿上极轻、极有节奏地叩击。嗒。嗒。嗒。每一声，都像敲在某种深沉的、宏大的思考脉络上。

许久，叩击声停。

他睁眼，目光如古井，深不见底。

“此策，吾亦收下。”

凌熠躬身。

“然农事关乎万民，不可轻动。”诸葛亮缓缓道，“便依汝言，择三地试行。杨长史——”

杨仪倏然起身：“在。”

“此事由你总领，凌熠协理。一应人力物力，报我核准。”诸葛亮语气平淡，却不容置疑，“试行所有数据，需逐月呈报。若有舞弊，若有虚报——”

他未说完，但杨仪已深深躬身：“仪明白。必亲督之，绝无疏漏。”

诸葛亮颔首，目光重新落向凌熠。这一次，那目光中多了些更深沉的东西——不是怀疑，不是利用，而是一种近乎“确认”的郑重。

“第三策。”他缓缓道，“当为何？”

凌熠自怀中取出最后一卷简牍。

青绳解开，简牍铺展。这一次，上面没有数字，没有曲线，只有一幅精细的水工图——都江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