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底，南港的冬天走到了最深处。风是硬的，刮在脸上像薄而锐利的冰片。梧桐树的枝干在灰白的天空下伸向不可触及的高度，那棵小苗的枝条被冻得发脆，轻轻一碰就要折断似的。丁零还是每天经过它，但她不再蹲下摸了。她只是路过，看一眼，确认它还在。

季棠的信已经三周没有来了。

消息也几乎断了。不再有"晚安"，不再有"你那边冷吗"，不再有任何需要被回应的话。丁零发过去的消息像石子落入深水，偶有一圈极轻的涟漪，然后就彻底静了。她发最后一条消息是上周的事。她打了很多字，删了又写，写了又删，最后只剩下一句话："你还好吗？我不想催你，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还好。"

那条消息一直没有被回复。第二天没有被回复。第三天也没有。第七天的时候丁零把手机锁屏放进口袋里，没有再打开那个聊天框。她告诉自己，也许她在忙。也许她遇到了什么事。也许她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她给了自己很多个"也许"。每多一个，那个位置就空一分。

但那叠信还在抽屉里。她有时候晚上会拿出来翻，看看那些字迹，看看那些她曾经反复阅读的句子。那些话没有变，但它们的重量变轻了。像一张纸被泡过水又晾干之后，原来的折痕还在，但纸面已经开始发脆。

二月的一个下午，丁零坐在宿舍里。窗帘是拉着的，光线从缝隙里透进来，在桌面上落下一道细长的亮线。她坐在桌前，手机放在桌面上。屏幕是黑的，像一块被时间磨平了的石头。她从抽屉里拿出那支圆珠笔——季棠给她的那支，笔帽上有一道被咬过的痕迹。她把笔握在手里，翻到空白的笔记本新页，写了几行字：